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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艺成熟、污染可控、运行稳定，垃圾焚烧技术国际通行，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曲折的垃圾焚烧之路　　深圳建设垃圾焚烧厂之路，曲折且光明。深圳的垃圾焚烧发电起步较早，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建成于1988年，是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因工艺成熟、污染可控、运行稳定，垃圾焚烧技术国际通行，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与此同时，质疑与反对声络绎不绝，尤其当全国个别地方的垃圾焚烧厂曝出问题后，市民心有余悸，新建垃圾焚烧项目常遭“邻避效应”。不管垃圾焚烧厂建或不建，日趋增长的垃圾就在那里，终归，它们是需要被处理掉的。垃圾焚烧所产生的二噁英等危害是否被妖魔化？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现实，深圳在大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同时，如何化“邻避”为“亲邻”，更好前行？带着诸多疑惑，近期，记者走访了深圳市城管局、深圳垃圾焚烧企业以及业诸多内专家，企业的委屈，政府的压力似乎在垃圾焚烧厂这个充满舆论交锋的场所中，相互无奈。

焚烧与否？一场无休止的口舌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成熟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技术，使得焚烧处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垃圾焚烧厂越建越多，环境管理政策强化，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的提高，社会形成两派意见。许多支持垃圾焚烧的专家认为，我国人口聚集度越来越高，土地资源也日趋紧张，生活垃圾产量大，尤其是在特大城市，垃圾焚烧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城”的主要出路。且从技术角度考虑，若规范建设和运行焚烧厂，能够保障环境质量。应该强调的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垃圾焚烧厂曝出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而是运营和管理的不到位，直接影响污染指标的控制程度。在高标准建设垃圾焚烧厂后，完全可消除焚烧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赵章元为代表的“反焚烧派”则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不管焚烧排放控制多好，二噁英总会有，即使是按照欧盟标准0.1纳克（10的-9次方克）排放，其累积效应都很可怕。而且我国部分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存在标准较低、运营不善、监管缺位、污染超标等问题。与此同时，公众对二噁英等物质“谈虎色变”，产生“邻避效应”——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现象凸显。

对此，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表示，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和填埋场自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噁英，而将这部分视同“零排放”，从而误认为发展垃圾焚烧发电就会制造二噁英污染。国外的研究亦表明，1吨垃圾露天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二噁英，是同量垃圾经过现代化焚烧排放的二噁英几千倍。来自德国的研究显示，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噁英单位含量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垃圾中原有二噁英得到分解，向空气排放的二噁英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因此，发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实际上是削减二噁英排放的措施。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中心专家委员李倬舸也表达了他的见解。他指出，公众无需对二噁英等物质“谈虎色变”，有研究表明，若保持焚烧炉内温度大于850℃，并控制烟气在炉内停留2秒以上，即可使二噁英得到分解。

建或不建？曲折的垃圾焚烧之路

深圳建设垃圾焚烧厂之路，曲折且光明。

深圳的垃圾焚烧发电起步较早，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建成于1988年，是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深圳也是较早实施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市场化的城市之一，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其中深圳能源集团下属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环保”）成立于1997年，目前已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专业化企业之一。该公司引进比利时西格斯（SEGHERS）公司先进的垃圾焚烧炉和烟气净化系统整套专有技术，组建了垃圾焚烧技术设计研究所，并以南山、宝安老虎坑垃圾发电厂为依托，实现了设备设计和制造的全面国产化。目前，该公司垃圾焚烧处理量占全市垃圾焚烧处理总量的63％。值得业内学习的是，2015年，深能环保进一步把旗下的宝安区老虎坑垃圾发电厂二期工程创造的垃圾焚烧炉单炉，连续稳定长周期运行世界纪录和荣获中国垃圾焚烧处理行业34年来首个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的成功经验发扬光大，力推垃圾焚烧处理行业的产业升级，希冀运用高科技和严格的工程质量管理解决更多城市的环境问题。2015年8月，深能环保主编的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检修规程》经住建部批准发布，自2016年5月1日起实施；主编的《广东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规范》于2015年7月通过省厅技术审查会审查；同时，公司“垃圾焚烧厂运行安全与技术保障技术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正在组织实施。

其中，老虎坑垃圾发电厂二期工程是在2009年开始进行环评工作的，那一年全国各地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呼声一片：江苏吴江平望镇数千居民聚集点火，强烈反对当地建设垃圾焚烧项目并将之推翻，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被民意阻止。而该电厂二期工程却成为当年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染排放物24小时实时数据监控室唯一通过环评的垃圾焚烧项目，周边居民对该工程大都投了赞成票。

而如今，随着深圳日常生活垃圾的逐年增长，原有的垃圾焚烧厂已不能满足垃圾处理需要。深圳市人居环境委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深圳的垃圾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2015年底深圳每日生活垃圾处置量约达到1.78万吨，深圳现有垃圾处理设施11座，其中有5座垃圾焚烧厂。根据现有垃圾量的未来增长趋势，2020年时垃圾处理缺口将达到1万吨，目前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均超负荷运行，所以现在急需扩建垃圾处理厂，不然深圳“垃圾围城”的现象将会令人担忧。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近期建设补充规划（2015-2020）》，为保障全市产生的所有城市生活垃圾得到妥善处理，实现并保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的目标，初步建成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将在全市新建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分别为东部环保电厂、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工程、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总设计处理能力为10300吨/日。此外，规划对老虎坑垃圾焚烧场一期、二期工程，平湖垃圾焚烧厂、南山垃圾焚烧厂、盐田垃圾焚烧厂予以保留，对龙岗中心城垃圾焚烧厂予以取消。规划期末全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达到17425吨旧，可以保障焚烧处理率达到100％的目标。待规划新建的3座焚烧处理设施建成投产后，现有下坪、老虎坑等卫生填埋场内填埋原生垃圾的规模将大幅下降，周边环境将得到改善。

日益增长的垃圾需要更多设施来处理，而深圳垃圾焚烧厂的扩建却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抵制。据深能环保的工作人员介绍，东部龙岗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14年底进行环评公示时，市民反对意见特别大。南山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过程中，也有不少居民到已运行的一期焚烧厂门口抗议示威。

深圳市城管局有关领导毫不避讳地说，可以预见，此次深圳新建垃圾焚烧厂，也会遇到多种多样的难题。在此次深圳新建3座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将耐心倾听专家和市民的质疑之声，吸取教训，及早发现异常，并在建设过程中充分予以考虑，避免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应充分与老百姓沟通，考虑他们的需求，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该负责人坦陈。

深能环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是充满信心的”，在宣传方面，他们希望政府能多做些工作。

管还是不管？政府部门的无奈

当垃圾焚烧处理企业寄希望于政府身上时，政府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实际走访中发现，垃圾处理链条上出现相关政府部门分工不明确的地方，为此有个别部门感到头大无奈，和自己职能有关的、没关的事情都被找上门来。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工作人员介绍，以深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从源头收集，到垃圾中转站，再到末端垃圾处理厂，涉及城管、环保、国资、发改、市政、城建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政府宣传部等支撑性部门，在垃圾处理链条中，单个行政部门只是负责其中某个环节，而且一些部门间的职责并没有划分明确，便会出现执行局面混乱、相互踢皮球的漏洞，这是一种体制困扰。例如，在深圳某垃圾焚烧厂，记者发现垃圾并没有被分类就被直接被扔进焚烧炉中焚烧了。而当记者问到该垃圾焚烧厂为什么没有进行垃圾分类时，他们的答复是：“这属于垃圾中转站负责的工作，属于城管局管，不属于我们焚烧厂管了，我们只管烧就行了。”从技术操作上讲，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有效的垃圾分类可以极大地减少垃圾焚烧总量，从源头上减轻焚烧垃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残酷的事实是，全国现有垃圾焚烧厂中真正做到垃圾分类的根本没有多少家。

实际上，垃圾处理的烧与不烧，怎么烧，凸显更多的是社会管理问题，而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

该怎么办？让垃圾焚烧厂在阳光下运行

反观深圳，在推行垃圾焚烧建设之时，如何吸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教训，缓解“邻避效应”，是避免争议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邻避事件、环境群体事件近年频发，而客观事实上，我国还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前期，每年要解决数百万人的就业、上千万人的城镇化问题，环境群体事件的频发无助于矛盾的解决。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说：“在国外很多邻避运动其实都被政治化了；国内也一样，不少环境问题其实是一种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缺乏社会公信力，针对于邻避运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对居民的经济利益补偿上多做一些工作，这些是合情合理的。另外，垃圾焚烧厂确实存在环境影响问题，有一定的环境风险，这就要求政府相关方做好前期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之后生产运行中的安全监管工作。

对于当前的邻避运动如何破解，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这样认为，没有一针见效的特效药，需要多把钥匙来破解，如开展垃圾焚烧发电公众参与案例研究，垃圾焚烧建设项目公众参与是环境政策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解剖一个麻雀”的过程，归纳总结出一些规律和破解方案。除了人们一般关注的破解途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外，利益共享机制应该更多被政府考虑，相较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单方面推进、当地百姓被动接受的模式，让公众从项目中得到实惠，进而接受项目是不是应该考虑的。此外，打造环境教育示范基地，培育除政府方之外的专业环保社会组织，发挥多方利益谈判的中间人角色也是国外的经验做法。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垃圾焚烧电厂的环保标准要过关，不然“几粒老鼠屎毁了一锅粥”的效应会更添民众的不信任感。

而对于未来深圳即将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厂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龚佰勋说道，在垃圾焚烧设施布局上，总体而言，实行相对集中，适度分散的两个层次的垃圾处理结构。深圳综合吸纳国外的先进经验，市里将集中布局建3座大型焚烧厂，各区根据需求再分散建中小型垃圾处理设施作为补充，以应对垃圾量的过快增长，同时调动各区处理自己辖区垃圾的责任心。

新的垃圾焚烧厂一旦落地，面对备受垢病的运营问题，加强监管至关重要。“新建的焚烧厂尤其要吸纳专业懂行的人参与监管。”龚佰勋强调，垃圾焚烧厂越来越多，处理的垃圾量也越来越多，非常有必要组建一支专门的队伍对所有的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监管，这是目前最缺乏且最迫切需要的。垃圾处理很专业，参与监管的人要会看各项指标数据。同时，当地居民也是一支重要力量，通过信息公开，消除市民疑虑，实现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全社会共治。

市城管局环卫处姜建生则认为，要让焚烧厂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全程监管模式。他指出：“要让老百姓走进焚烧厂亲身感受，所有信息都公开供老百姓查询，才能经得起考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律师、第三方有资质的监管机构等等，都要充分参与监管。”

对此，市人大代表黄翔十分赞同。“老百姓用鼻子和眼睛评判垃圾焚烧厂的工作，应在焚烧厂周边每个居民小区设监测点，要让居民随时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黄翔直言，每个人都产生垃圾，但都反对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身边，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这座城市的垃圾处理将走向何方？对于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未来怎么做，要给老百姓一个保证，承担起这份责任。

“要用立法的形式，将垃圾焚烧厂的规划、立项、选址、建设、回馈机制以及监管等都予以规范，并出台相应处罚措施。”谈起垃圾焚烧厂，市政协委员张俞强直指，“老百姓反对就是因为承诺效果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他表示，一旦社会各界发现并核实有焚烧厂运营企业偷排、对污染指标控制不到位等现象发生，执法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开出罚单，予以重罚。